在“十二五”“十三五”的时候,将港澳做成专门的一章。
区域发展空间面临瓶颈制约,资源能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人口红利逐步减退。
因此,“无论从粤港澳大湾区的四个中心城市来看,还是七个节点城市,彼此存在较大差异。
张燕生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从研发强度这一个指标来看,在粤港澳大湾区,深圳的研发强度是4.13%,2017年投入创新的经费是900亿人民币,广州的研发强度是2.5%,超过了OECD的平均水平(2.4%)。
除此之外,海关和边检共用“一站式”电子验放系统采集的信息,通过指纹和人脸识别系统对同一台出入境车辆和驾驶员进行同步验证、自动放行等方式;此外,内地和港澳推行电子签名证书等文件互认,一个文件只需给海关审核一次就可以,这些都大大提高了通关的效率。
张燕生习惯于从三个指标评估一个地区的创新力,一是看创新的投入,即研发强度,也就是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二是看产出,也就是创新投入所带来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增长和授权的增长;三是看影响,看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看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以及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增长。
张燕生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从研发强度这一个指标来看,在粤港澳大湾区,深圳的研发强度是4.13%,2017年投入创新的经费是900亿人民币,广州的研发强度是2.5%,超过了OECD的平均水平(2.4%)。
然而,目前香港的资质、标准、规则等都是按照英美体系,也正因为如此,张燕生认为,香港的优势是国际化,因此应该更多地向外走,进一步开放,而非更多地向内地开放。
“一个是代表国际先进规则的港澳自由市场制度体系,一个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两种制度各有优劣,如何发挥两种制度的优势,形成集合两种制度优势的一个大湾区治理规则,这是创新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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