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告诉记者,除了此次新发现的两位,截至1月份,在该中心注册在世的“慰安妇”幸存者为14人,在同一地区可能还有另外一位“慰安妇”幸存者需要确认。
这样的情景,在天津市基层社区和村已是常态。
同在1944年冬天被抓,同被关在平江县城青砖的房子里,同被日军要求吃小药丸,同时间被中国军队解救并回到家中,两人的家相距不过10公里,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工作人员认为,由此可以判断,当年,凌老和张老同期被抓,在同一地点受害,“两位老人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仅有的两位在同一慰安所受害的幸存者。
在全面构建四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基础上,天津市成立了市、区、街(镇)三级关爱退役军人协会和村(居)服务站,形成了与“两中心两站”力量互补、工作互促的格局。
张老说,被解救出来后,中国军队将她送回家,父亲已经病逝。
她才得以与母亲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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