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习惯于从三个指标评估一个地区的创新力,一是看创新的投入,即研发强度,也就是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二是看产出,也就是创新投入所带来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增长和授权的增长;三是看影响,看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看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以及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增长。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港珠澳大桥横跨三地,涉及三个海关,三种制度,尤其是港澳与内地车辆通行规则不一致。
此前在规划编制过程中,粤港澳三地对于自身的定位尤为关注,课题组副组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王福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香港此前一直有较大顾虑,担心自己的三大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被取代,而这一定位是写在香港基本法中,不能动摇。
在“规划纲要”中,香港、澳门、广州、深圳被定位为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做优做强,增强对周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因此,在定位的时候,要考虑各城市的现实性、前瞻性和继承性。
而从金融角度,目前香港的金融更多的是财富管理,为最高端最高增值的一小部分人服务,从“规划纲要”角度,希望香港的金融今后能够转向更多为实体经济服务,为科技创新服务,为绿色发展服务,为普惠金融服务。
此外,从产业来看,香港现代服务业虽发达,但制造业空心化,澳门则是产业结构单一,随着周边其他国家博彩业的逐渐放开,势必会遭到巨大冲击。
在王福强看来,创新不光是传统理解层面的科技创新,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
同时,要积极谋划,携手港澳共建海洋协同发展区,以这个平台为载体,承载大湾区由浅蓝走向深蓝的各种探索。
“在一种此长彼消的发展过程中,由市场主导自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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