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从研发强度这一个指标来看,在粤港澳大湾区,深圳的研发强度是4.13%,2017年投入创新的经费是900亿人民币,广州的研发强度是2.5%,超过了OECD的平均水平(2.4%)。
比如广州在基础研究领域有一定的优势,深圳在创新链的前端和后端都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可以对相关科创成果进行转化。
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联合创办人、香港大学陈冠华教授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为了加深大湾区科创布局,香港X计划在深圳前海建立智能制造、新材料、生物科技等实验室,利用香港高校教授资源,在深圳做应用导向的研究。
王福强认为,产业的定位不宜通过规划纲要的方式予以明确,而应让各地根据自己的现实基础,技术条件,结合自身的谋划,市场主体的参与度,以及国内外的外部环境,形成自身定位。
按照“规划纲要”要求,粤港澳大湾区将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更好发挥港珠澳大桥作用,加快建设深(圳)中(山)通道、深(圳)茂(名)铁路等重要交通设施,但在王福强看来,根据规划,未来除了注重硬连接外,更应注重软连接,即通关的便利化。
张燕生认为,三个极点实际上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三个都市圈,一是港深加上惠州、东莞形成的都市圈,主要面向珠三角东岸,更多的是发挥好香港的金融优势,香港的国际化、法制化、现代化的优势和深圳的创新优势,辐射带动像东莞、惠州这个地区,在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等领域,形成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二是广佛加上肇庆形成的都市圈,集合广州的商贸,佛山的制造,肇庆的宜居优势,共同构筑这个地区成为国际商贸中心,成为综合交通枢纽,成为科技教育文化中心,而广佛肇与港澳的合作,决定珠三角西岸形成重要的装备制造业产业带;三是澳珠带动中山、江门形成的都市圈,主要立足于绿色发展,旅游休闲、文化创意,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发展。
从物流和运输角度,广州和深圳的集装箱吞吐量都远超香港,主要原因是香港的航运太过昂贵,因此,从规划而言,希望香港在航运方面更多转向租赁、注册、融资、保险、仲裁,即转向跟航运相关的现代服务业。
“一个是代表国际先进规则的港澳自由市场制度体系,一个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两种制度各有优劣,如何发挥两种制度的优势,形成集合两种制度优势的一个大湾区治理规则,这是创新的主线。
在张燕生看来,内地和港澳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三道“关”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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