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认为,三个极点实际上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三个都市圈,一是港深加上惠州、东莞形成的都市圈,主要面向珠三角东岸,更多的是发挥好香港的金融优势,香港的国际化、法制化、现代化的优势和深圳的创新优势,辐射带动像东莞、惠州这个地区,在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等领域,形成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二是广佛加上肇庆形成的都市圈,集合广州的商贸,佛山的制造,肇庆的宜居优势,共同构筑这个地区成为国际商贸中心,成为综合交通枢纽,成为科技教育文化中心,而广佛肇与港澳的合作,决定珠三角西岸形成重要的装备制造业产业带;三是澳珠带动中山、江门形成的都市圈,主要立足于绿色发展,旅游休闲、文化创意,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发展。
“一个是代表国际先进规则的港澳自由市场制度体系,一个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两种制度各有优劣,如何发挥两种制度的优势,形成集合两种制度优势的一个大湾区治理规则,这是创新的主线。
然而,物理空间拓展的背后,需要人员、物资、资金、信息的便捷有序流动,而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诸多有形和无形的壁垒。
从这个角度来讲,国家终于认识到要用好香港这一点。
以港珠澳大桥为例,过去的重点是建设,今后的重点则是运营,如何让三地的车更便利地通行,如何激发港澳单排车的用桥热情,如何为乘客提供更好的服务,这些都是软连接。
王福强认为,以行政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客观造成了内地区域分割,无法形成统一市场,不但是内地与港澳的要素流动存在障碍,珠三角九市之间也存在要素流动的障碍。
因此,“无论从粤港澳大湾区的四个中心城市来看,还是七个节点城市,彼此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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