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广东两个中心城市广州和深圳而言,分别被定位为国际大都市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也与两个城市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重点息息相关。
王福强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做好这件事情的物理本体,只是缺少协同和向航运价值链高端演化的规划设计,而在这次规划纲要中,对海洋经济的着墨,使得这种合作协同成为可能。
而内地的制造业要转型升级,占领更广阔的市场,也要走出去,需要更高的平台。
“一个是代表国际先进规则的港澳自由市场制度体系,一个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两种制度各有优劣,如何发挥两种制度的优势,形成集合两种制度优势的一个大湾区治理规则,这是创新的主线。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端,通过粤港澳三地携手,借助集装箱吞吐量世界排名第三、第六和第七的三大港口,形成合力,在代表中国参与国际航运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发出大湾区的声音,参与国际海事行业规则的制定,国际航运体系规则的制定,“我们所争取和对标的,应该是伦敦,是赫尔辛基,是哥本哈根,至少是新加坡,推动国际海洋国际航运规则体系的重塑,由一个搬运工成为规则的制定者。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港珠澳大桥横跨三地,涉及三个海关,三种制度,尤其是港澳与内地车辆通行规则不一致。
张燕生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从研发强度这一个指标来看,在粤港澳大湾区,深圳的研发强度是4.13%,2017年投入创新的经费是900亿人民币,广州的研发强度是2.5%,超过了OECD的平均水平(2.4%)。
而珠三角九市则发展不平衡,处于不同阶段,有的在工业化后期,有的在创新经济发展阶段,有的在服务经济阶段,形成了一定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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