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从研发强度这一个指标来看,在粤港澳大湾区,深圳的研发强度是4.13%,2017年投入创新的经费是900亿人民币,广州的研发强度是2.5%,超过了OECD的平均水平(2.4%)。
“也就是说,在香港的优势领域,规划纲要将其放在一个重点位置上,而将广州、深圳放在一个配合的角色。
区域发展空间面临瓶颈制约,资源能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人口红利逐步减退。
而香港的研发强度只有0.76%。
在王福强看来,创新不光是传统理解层面的科技创新,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
”张燕生认为,未来40年,中国应该更多地用好香港优势,以700万人口的香港,带动7000万人口的大湾区,从而辐射撬动有着14亿人口的中国内地实现国际化、现代化和法制化。
上海的科创中心则更加重视国际影响力,发挥上海的影响力,整合国际国内的创新资源,提升科创能力。
为了满足更多旅客的需求,特别开通了穿梭巴士和跨境直通巴士两种客车交通方式,此外,还有少数具备两地牌照的商务出租车。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副组长王福强看来,规划纲要是一个跨越制度的规划,是首次由国家规范性文件进行两种制度的规划,也是首次将港澳放进规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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