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海洋经济,积极推动路上科技下海,提升海洋经济的技术保障能力,通过产业的支撑,成为国家重大战略保障实施区。
而从金融角度,目前香港的金融更多的是财富管理,为最高端最高增值的一小部分人服务,从“规划纲要”角度,希望香港的金融今后能够转向更多为实体经济服务,为科技创新服务,为绿色发展服务,为普惠金融服务。
王福强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做好这件事情的物理本体,只是缺少协同和向航运价值链高端演化的规划设计,而在这次规划纲要中,对海洋经济的着墨,使得这种合作协同成为可能。
王福强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北京、上海的科创中心不同,北京的科创中心更加重视原始创新,因为有大院大所,有很好的国家级科创资源。
这些合作平台不但支撑了港澳的发展,解决了就业,也为内地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引入香港的一些元素进来,比如鼓励港澳医师在内地执业,香港教育机构在内地独立办学等,既解决港澳的空间问题,也有助于倒逼国内深层次改革。
“也就是说,在香港的优势领域,规划纲要将其放在一个重点位置上,而将广州、深圳放在一个配合的角色。
张燕生习惯于从三个指标评估一个地区的创新力,一是看创新的投入,即研发强度,也就是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二是看产出,也就是创新投入所带来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增长和授权的增长;三是看影响,看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看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以及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增长。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端,通过粤港澳三地携手,借助集装箱吞吐量世界排名第三、第六和第七的三大港口,形成合力,在代表中国参与国际航运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发出大湾区的声音,参与国际海事行业规则的制定,国际航运体系规则的制定,“我们所争取和对标的,应该是伦敦,是赫尔辛基,是哥本哈根,至少是新加坡,推动国际海洋国际航运规则体系的重塑,由一个搬运工成为规则的制定者。
对此,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史维深有感触,他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香港受限于地域、历史等因素,经济形态比较单一,大湾区的建设可以让香港的创新创业在更丰富健康的形态下发展,有助于科技初创企业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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