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认为,三个极点实际上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三个都市圈,一是港深加上惠州、东莞形成的都市圈,主要面向珠三角东岸,更多的是发挥好香港的金融优势,香港的国际化、法制化、现代化的优势和深圳的创新优势,辐射带动像东莞、惠州这个地区,在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等领域,形成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二是广佛加上肇庆形成的都市圈,集合广州的商贸,佛山的制造,肇庆的宜居优势,共同构筑这个地区成为国际商贸中心,成为综合交通枢纽,成为科技教育文化中心,而广佛肇与港澳的合作,决定珠三角西岸形成重要的装备制造业产业带;三是澳珠带动中山、江门形成的都市圈,主要立足于绿色发展,旅游休闲、文化创意,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发展。
按照规定,凡是能够通关的私家车和货车都可以上桥,但目前这部分车辆数量并不多。
二是对外开放要实现一个重大转变,从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性开放,向规则等制度性开放。
协同合作是规划的核心
此外,各个城市关注于自身的发展重点,特别是产业方面,希望国家能支持某一种产业,某个产业集群,某一个项目在某个地方落地,明确每个地方的发展方向。
科创如此,金融也是如此,在广东,间接金融比较强,而直接金融比较弱,香港则强于直接金融。
对此,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史维深有感触,他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香港受限于地域、历史等因素,经济形态比较单一,大湾区的建设可以让香港的创新创业在更丰富健康的形态下发展,有助于科技初创企业的成长。
张燕生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从研发强度这一个指标来看,在粤港澳大湾区,深圳的研发强度是4.13%,2017年投入创新的经费是900亿人民币,广州的研发强度是2.5%,超过了OECD的平均水平(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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