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产业体系来说,就会形成一种相互支撑、相互协作的局面,比如香港的现代服务业必须依托内地的制造业基础,才能发挥其优势。
“所谓的要素自由流动,是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自由流动,是在多个关税区的框架下自由流动,一定是有界的。
而对于广东两个中心城市广州和深圳而言,分别被定位为国际大都市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也与两个城市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重点息息相关。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端,通过粤港澳三地携手,借助集装箱吞吐量世界排名第三、第六和第七的三大港口,形成合力,在代表中国参与国际航运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发出大湾区的声音,参与国际海事行业规则的制定,国际航运体系规则的制定,“我们所争取和对标的,应该是伦敦,是赫尔辛基,是哥本哈根,至少是新加坡,推动国际海洋国际航运规则体系的重塑,由一个搬运工成为规则的制定者。
”张燕生认为,未来40年,中国应该更多地用好香港优势,以700万人口的香港,带动7000万人口的大湾区,从而辐射撬动有着14亿人口的中国内地实现国际化、现代化和法制化。
这些合作平台不但支撑了港澳的发展,解决了就业,也为内地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引入香港的一些元素进来,比如鼓励港澳医师在内地执业,香港教育机构在内地独立办学等,既解决港澳的空间问题,也有助于倒逼国内深层次改革。
同时,在指导思想或推动理念上,过去多是单一行政区的规划,更多强调发展,而此次规划是跨区域跨制度的规划,更加强调合作。
张燕生认为,三个极点实际上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三个都市圈,一是港深加上惠州、东莞形成的都市圈,主要面向珠三角东岸,更多的是发挥好香港的金融优势,香港的国际化、法制化、现代化的优势和深圳的创新优势,辐射带动像东莞、惠州这个地区,在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等领域,形成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二是广佛加上肇庆形成的都市圈,集合广州的商贸,佛山的制造,肇庆的宜居优势,共同构筑这个地区成为国际商贸中心,成为综合交通枢纽,成为科技教育文化中心,而广佛肇与港澳的合作,决定珠三角西岸形成重要的装备制造业产业带;三是澳珠带动中山、江门形成的都市圈,主要立足于绿色发展,旅游休闲、文化创意,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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