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陈宣庆介绍,成为中心城市,不光是要考虑经济规模,地理位置,还要考虑国际影响力和政治因素。
张燕生认为,三个极点实际上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三个都市圈,一是港深加上惠州、东莞形成的都市圈,主要面向珠三角东岸,更多的是发挥好香港的金融优势,香港的国际化、法制化、现代化的优势和深圳的创新优势,辐射带动像东莞、惠州这个地区,在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等领域,形成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二是广佛加上肇庆形成的都市圈,集合广州的商贸,佛山的制造,肇庆的宜居优势,共同构筑这个地区成为国际商贸中心,成为综合交通枢纽,成为科技教育文化中心,而广佛肇与港澳的合作,决定珠三角西岸形成重要的装备制造业产业带;三是澳珠带动中山、江门形成的都市圈,主要立足于绿色发展,旅游休闲、文化创意,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发展。
此外,从产业来看,香港现代服务业虽发达,但制造业空心化,澳门则是产业结构单一,随着周边其他国家博彩业的逐渐放开,势必会遭到巨大冲击。
张燕生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从研发强度这一个指标来看,在粤港澳大湾区,深圳的研发强度是4.13%,2017年投入创新的经费是900亿人民币,广州的研发强度是2.5%,超过了OECD的平均水平(2.4%)。
“一个是代表国际先进规则的港澳自由市场制度体系,一个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两种制度各有优劣,如何发挥两种制度的优势,形成集合两种制度优势的一个大湾区治理规则,这是创新的主线。
此前,在“十五”“十一五”的规划中,都只是有一段涉及港澳内容。
“香港在法律、知识产权保护、国际金融方面的优势有目共睹,但目前香港大部分的科研主要集中于各大专院校,而中游的技术转移及下游的工业创新仍比较缓慢,政府除了要在中下游加大资源投放,也需要更加积极与工商界对接,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创生态链。
从现代产业体系来说,就会形成一种相互支撑、相互协作的局面,比如香港的现代服务业必须依托内地的制造业基础,才能发挥其优势。
王福强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做好这件事情的物理本体,只是缺少协同和向航运价值链高端演化的规划设计,而在这次规划纲要中,对海洋经济的着墨,使得这种合作协同成为可能。
从物流和运输角度,广州和深圳的集装箱吞吐量都远超香港,主要原因是香港的航运太过昂贵,因此,从规划而言,希望香港在航运方面更多转向租赁、注册、融资、保险、仲裁,即转向跟航运相关的现代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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