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习惯于从三个指标评估一个地区的创新力,一是看创新的投入,即研发强度,也就是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二是看产出,也就是创新投入所带来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增长和授权的增长;三是看影响,看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看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以及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增长。
因此,“无论从粤港澳大湾区的四个中心城市来看,还是七个节点城市,彼此存在较大差异。
这11个城市,通过陆海以及公路、铁路、高铁、机场所形成了轴带的支撑作用,辐射粤西粤东粤北地区和9+2城市周边地区的辐射,最终通过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向东南亚地区辐射。
“要解决单一城市单元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污染共防、环境共治、产业协作等,必须各方协商合作,携手共赢。
王福强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北京、上海的科创中心不同,北京的科创中心更加重视原始创新,因为有大院大所,有很好的国家级科创资源。
四个中心城市确定后,规划通过三个极点,将七个节点城市带动起来。
”张燕生认为,未来40年,中国应该更多地用好香港优势,以700万人口的香港,带动7000万人口的大湾区,从而辐射撬动有着14亿人口的中国内地实现国际化、现代化和法制化。
“因此,在定位的时候,要考虑各城市的现实性、前瞻性和继承性。
而江门、肇庆、佛山几个城市则为自己是否是辐射粤西的门户城市而争辩。
张燕生认为,从通关便利化来说,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珠海、澳门之间采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取消了两地口岸之间的缓冲区,直接把两个口岸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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